华夏广博，各地文化迥异多变，韵味更是百转千回，其代表就有“云南”；如今有句歌词“56个民族，56枝花，56个民族是一家”，虽说是“一家”，但想真正弄懂对方，却是一件很难的事。

以“云南”为例，这里各族百姓汇集，除了花枝招展，各有特色的服饰外，令人侧目的还有“对歌”；或是隔河对唱，或是隔谷相亲，“对歌”的韵味不是语言能完全形容的。

别看是简单的“唱歌”，那可是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体现，直到今天，专家依然在收集云南地域内的民谣、唱谱等；2006年，云南富宁搜集“对歌唱谱”，意外发现了一种流传千年的“天书”。

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一条铁路就附庸了，被驻军的你们哪来的脸问这样的问题？建了一条铁路就算附庸，那你们被驻军得岂不就是奴隶了？

每年2月，云南一派春意，正是云南各族男女“对歌诉情”的好时节，富宁文化部门也开始忙碌起来；其中一支文化队行至“坡芽村”时，当地正在进行一场“对歌比赛”，形式也不局限于情歌，当地男女老幼齐上阵，纷纷一展歌喉。

这支文化队正好赶上，一位妇女正在村民簇拥中清唱，歌吟中别有一番情愫；高潮时，歌声戛然而止，原来是她忘词了，不得已尴尬地回屋拿出一卷纸。

有了歌词，下面的演唱顺利多了，不过时间蛮久的；也是好奇，文化队有人凑近偷看那卷“歌词”，惊讶的发现纸上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。

是的，“文化队干部不认识那些字”，纸上的说是歌词，但看起来并不像常见的文字，反倒像孩子的画作。

这一消息震惊了文化队，原本搜集歌谱，没想到竟然发现了“新文字”；“比赛”结束后，文化队赶忙找到那位妇女，要求再次观看那卷“歌词”。

那位妇女一听文化队看上了自己的“歌”，自然十分高兴，很干脆的拿出了那卷“特殊”的歌词；果然，文化队一众都不认识上面的字，反倒是当地人，老嫆妇孺都能看着“歌词”哼唱。

后来得知，“坡芽村”是壮族村落，难道这是当地特有的“未知文字”？

文字，是人类活动的独有载体，其意义可不仅是“歌词”这么简单了；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惊动了文字专家、史学家，甚至是考古专家，各路专家汇集与那位当地妇女家中。

经了解，这卷“歌词”并非原版，真正的“文字”在当地一户姐妹家中珍藏；专家们又找到那对姐妹，再等见到原版歌词，载体可就不是纸了，而是一块古朴的土布。

那对姐妹听说专家为“歌词”而来，也不吝啬，主动展示那块土布，并亲自现场演唱；实事求是地说，专家们也看不懂土布上的文字，倒是那对姐妹，看着“歌词”唱的婉转通顺。

专家们不耻下问，经当地村民介绍，这种“未知文字”就叫“歌书”，是当地人专为创作、方便记忆歌词的载体；那对姐妹收藏的土布，上面共记载了“九九八十一”个字，代表81种组合，是当地壮族的代表“对歌”。

神奇的是，“81个字”似乎不多，但村民们唱起来，形式就变多了，内容也充实了许多，以至于当地人不看着“歌书”唱，很容易会将曲目顺序搞混。

经了解，这卷“土布歌书”一直珍藏于那对姐妹家中，究竟传了多少代，连她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了；那么，“坡芽歌书”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真的是“未知文字”吗？

各路专家开始从文字、历史、考古等多方面入手研究，最终从史料中寻找出了“坡芽歌书”的始末渊源，历史“至少”要追溯到东汉时代；《后汉书》有载“永平中，辅上疏曰：今白狼王唐敢等慕化归义，化诗三章”。

所谓“三章”，指的就是承载云南历史的《白狼歌》，其最早出现于《东观汉记》一书中。

《白狼歌》中经常出现“偻让龙洞”（或偻上龙洞）等词句，这里的“龙洞”，指的就是壮族先民“陇端”，也代指“陇端对歌”。

真讲究起来，“歌书”并不是文字，它是以图形方式记录歌词的特殊载体，是壮族特有的习俗之一。

简单来讲，古壮民是没有文字的，壮族儿女又喜欢“对歌”，时时都在艺术创作之中；灵感一来，手边没有文字可供记录，人们就将灵感以图案形式刻录在随身扁担、木柱等物之上。

扁担太小，没多久便刻满了，之后就衍生出了“歌书”；一种图案，即代表歌词，又能让人联想出婉转曲调，乍一看，这很难让人理解。

一言以蔽之，“歌书”并非文字，仅是壮族特有的“歌词”；虽说不是文字，但“坡芽歌书”的发现，还是为研究云南文化历史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。

“坡芽歌书”虽然只是一些图案，但一种图案能代表一段歌词、一段曲调，甚至只有壮族人才看得懂，这既让人难以理解，又觉得不可思议。

也可以说安全配资公司，“坡芽歌书”就是现实版的“天书”，专家至今仍在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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